埃迪特，女，48岁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促进处负责人。她抽味道很浓的、卷成细细长条的印度烟草，声音沙哑，这是长期精神紧张造成的结果。
我是日内瓦人，原在日内瓦大学工作，主要教授心理学和教育学。1989年，我进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。
从1989年到1995年，我到过东南亚，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居住区工作过一年，在非洲大湖地区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呆了两年半。我的主要工作是介绍国际法学知识和整个国际红十字运动，主要对象是18岁以下的青年人。现在的青年人不太了解他们身外的世界，我的责任就是向他们宣传人道救援工作为社会和人类带来的好处，使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助人为乐的意识。
我们的工作有无尽的困难，同时也充满乐趣。我们是西方人，我们的宗教、文化和其他地区不同，习惯也不同。比方说我是天主教徒，我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，另一方面又要与当地人沟通，这并不容易。有时候晚上或休息时间，我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，也会对发生的大屠杀和种族清洗表示自己的见解。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委员会的使命和原则，否则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。
在日内瓦总部的工作的人员绝大多数参加过救援行动。我们所有成员都是付薪的，没有一个是无偿自愿服务者。长期以来，参加委员会的人员基本上是瑞士人，但现在已经向全世界开放，外国工作人员一般由当地红十字会负责招聘。
阿兰，男，寻找失踪人员及保护处负责人。
我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已经11年。我的本职是律师，此前，我在瑞士联邦行政部门工作过几年。
我们负责对战俘和被关押人员的访问、信件交流工作。我在伊拉克工作过两年。在两伊战争期间，伊拉克关押的伊朗战俘就是通过我们给其家人传递信息，我们称之为“红十字信件”。在前南地区、索马里、卢旺达冲突期间，长时间没有通信往来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，我们在这些地区起到中转信件的作用。例如，波斯尼亚的武装冲突使很多人失去亲人的消息，我们的工作是弄清楚失散人员的下落。
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照管无人陪伴的儿童。在卢旺达，我们负责2000多名此类儿童，他们与父母在武装冲突中失散，有的父母也许已经死亡。这些儿童的命运非常悲惨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，因为在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太小。我们将孩子们的照片装订成册，在发生过冲突的地区广泛散发，希望他们的父母能够找到他们。问题是，有些孩子长大后模样发生变化，很难让他们的亲属认出。
近年来，我们的救援行动越来越靠近前线。当我1978年第一次到伊拉克执行救援行动时，离前线很远，我们在战俘营访问战俘。除了交战双方向对方的城市发射导弹之外，我们相对比较安全。而在安哥拉，我亲眼看到一些人瘦得只剩下骨头，亲眼看到被地雷炸死、炸伤。在那里，我们的行动只能靠飞机，因为路上都是地雷，战俘营的战俘受到强烈的心理刺激，这些场景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记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愿意从事这项工作，我们都愿意为别人分担痛苦。当然，在日内瓦大街上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，但我们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从职业的角度进行帮助。另外，人道救援行动使得我们更加面向世界，了解别的宗教、文化、传统和习俗。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员，我了解国外可能比瑞士还多，我读报更多的是读国际版，很少读国内版，因为我们在瑞士没有救援行动。
根据国际问题专家分析，未来世界上出现大的战争的可能性不大，但小规模的战争和地区冲突不会减少。国际红十字运动应当调整优先考虑的问题。我们的原则就是，为受害者服务。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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